60年前，也就是1944年，正值明朝灭亡300周年，郭沫若先生为总结历史教训,写下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一文于3月19日发表在重庆《解放日报》,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这篇17000字的长篇史论揭示了明末政治的腐败，也描述了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旧制建起新王朝后又很快失败的史实。在同一个甲申年，明王朝和推翻它的起义军都落入历史的悲剧中，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。毛泽东同志曾“把它当作整风文件”，让“同志们引为鉴戒”。

时光荏苒，白驹过隙。从1644年到2004年，正是甲申三百六十年之大轮回，有幸生于当下的人，应做何感想？有意在人类文明进入新千年，一展宏图的企业家们，当做何感想？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写信，“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，会是很有益的”。今年恰恰又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40周年。太平天国在它定都南京之后，经不起执政考验，其贪图享乐、争权夺利、任人唯亲，终至于民心尽失。忠王李秀成说得很深刻：“天王失国丧邦，实自惹而亡”。国事如斯，企业事亦概莫能外。大江东去，潮起潮落，多少兴亡事，尽付笑谈中，有感而发，特做一幅对联以表示纪念。另记，本文结稿之日恰在3月19日，这一天是崇祯帝的殉难日。

壹  从农民起义的成败看五种企业文化类型

第一种 陈胜吴广式企业文化——志向鸿鹄，揭竿而起；草莽英雄，创业夭折

陈胜少时，胸怀大志，不甘于一辈子做农民，曾辍耕垄上，怅恨久之，曰：“苟富贵，无相忘”，庸者笑而应曰：“若为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”陈胜太息曰：“嗟乎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！”。终于，横下一条心，以“壮士不死即已，死即举大名耳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！”的英雄气概，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掀起了反抗秦王朝暴政的斗争。然而，不到半年队伍就瓦解了，自己身死车夫庄贾之手，做了刘邦、项羽等后来者的先驱。看陈胜、吴广与秦王朝存亡得失之教训，有三点感悟：

第一，弱能胜强的道理——秦“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权，抑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”。进而扫平六国，完成统一大业。然而经不住陈胜、吴广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，以不可一世之强，却二世而亡。贾谊认为：“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

第二，强速变弱的道理——毛泽东认为陈胜、吴广主要有“二误”，一是，陈胜没有实践“苟富贵，无相忘”的誓言，功成忘本，得意忘形，滥杀旧时伙伴，脱离本阶级；二是，赏罚不明，亲近小人，任用朱房、胡武等人不当，偏听偏信，脱离了共过患难的部将，正是这“二误”导致陈胜众叛亲离，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，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6个月便夭折了。

第三，实现鸿鹄之志，还要依靠大雁编队般强有力的组织结构——个体能量有限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依靠集体才能行至高远。这是“动物”们都“懂”的道理，然而自命智慧的人类却往往做不到。陈胜的队伍缺乏凝聚力，派出去的各路将军，纷纷自立为王，迅速壮大的力量，也迅速瓦解。可见，缺乏强大的“组织文化”，没有前仆后继的梯形团队，有远大的目标，而无实现这一目标的系统组织，失败是必然的。

陈胜由于不能驾驭迅速变化的斗争形势，落得草莽英雄，创业夭折，反观今天的企业，有多少与此相似？又有多少早已陷入陈胜的危险之地而不自知？

第二种 梁山好汉式企业文化——占山为王，称雄一方；不思进取，等待招安

作为一支反政府武装，梁山泊的人才结构是相当好的，内部凝聚力也很强，但是最高领导的战略指导思想有问题，没有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远大志向，只反贪官，不反朝廷，割据一方，等待招安。后来，奉朝廷命征讨本是一条战线的方腊，结果损兵折将，元气大伤，落得鹬蚌相争，让渔翁得利。

法国食品巨头达能将生产所谓“中国人自己的可乐”的娃哈哈招安后，又控股乐百氏。不出一年半，乐百氏何伯权等五位创始人被迫辞职，挥泪离去的事件，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梁山泊英雄末路的场景。

回想梁山好汉的故事，有两点感悟，第一，不同的价值观导向，引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。走“投降路线”的宋江被推举为“首席执行官”后，将前任晁盖时代的“聚义厅”改为了“忠义堂”。“聚”字“众”下“取”上，意思是“聚众夺取”；“忠”字下“心”上“中”，强调的是“一个中心”。（古人认为两个中心就是患了，何况聚众？）可见领导核心理念的一字之差，可能会代表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。

第二，赵匡胤靠兵变起家，篡夺王位，深知没有忠君思想的危险性，所以，十分重视文化管理，使得宋朝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极丰厚的精神遗产。从最深处，影响了其后七百余年中国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的发展轨迹。宋朝虽然在军事上一直积弱不振，但培养了最多的忠臣良将和大文豪，集中华人杰之大成——包公、寇准、岳飞、文天祥、辛弃疾、杨家将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三苏、二程、朱熹，数风流人物，一嘟噜一串，虽然也不乏秦侩、蔡京之流，但看来他们并不比别朝的奸佞更坏，只是被忠臣的耀眼光芒反衬出了千古骂名，抓作典型罢了。

宋朝不似秦朝、隋朝、明朝皆亡于内部的农民起义，反而，象对宋江那样，招安了不少，这是“以理服人，以德治国”的一种成功。讲这些，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，以历史的眼光看，宋朝是一个“文化强国”，四大发明中，指南针和活字印刷在宋朝发明，造纸和火药的应用也在宋朝成熟起来，这应该不是偶然，直到今天，仍作为我们民族自信的重要由来，就更值得大家思考其深层次的原因了，特别是企业领袖们。

第三种 李自成式企业文化——时势英雄，短暂辉煌；昙花一现，为他人做嫁衣裳

总结李自成的成败得失，也有三点值得注意，其一，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的政治主张，得到了广大北方饥民的响应；其二，走到哪，吃到哪这种“吃大户”的经济模式，支持了运动战，能以小博大；这两点，使其占尽天时与地利。然而，由极盛而速亡的致命一点是，李自成的队伍，始终没有摆脱“流寇”文化的影响。打进了北京城，整个队伍没有完成文化转型，功臣名将们“流民意识”（比小农意识糟得多）严重，全不知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吾辈仍须努力”，只知道劫掠富家财产或争抢美人，结果，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引清军入关，历史进程从此改写。

反思李自成的道路，不由得使人生出“李闯王英雄一生，拚着性命，却没捞着胜利果实，辛苦半天替他人做嫁衣裳”的慨叹，近几年来，多少曾红遍大江南北的企业兴衰史不过是“李自成悲剧”的现代应验。

第四种 太平天国式企业文化——杂交文化，无根为轻；半壁江山，功败垂成。

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（改名天京），事业刚刚取得一点点成就，太平天国的“董事们”就冲昏了头脑。洪秀全在一通诏旨中说：“一统江山图已到，胞们宽草（心）任逍遥”。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，与清军的较量胜负未分，而天王、东王等人却为繁华所迷，在天京城内纵情骄奢，实在是一幅败亡景象。而同时，所有军事行动的目的都在于保护洪秀全所在的天京城。即使兵临城下，也是能苟活一日则苟活一日，没有任何转守为攻，恢复主动的创举。

何以至此？主要是缺乏深厚的文化之根，缺少传统文化塑造的理性精神、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性格。洪秀全屡试不第后，偶读从西洋教士处所得《劝世良言》，萌发起对基督之信仰，并以此作为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。但太平军并不了解西方基督教文化之真谛，只是以它作为为现实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手段，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。同时，洪秀全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“取其糟粕，去其精华”，毁弃传统文化破坏了民族认同，使自己变成无源之水。因无积极的文化作为其精神脊柱，太平军的纪律只能是一种消极的束缚。他们未经训练，装备不齐，成份复杂，将领没有军事理论的武装，行军作战往来飚忽，形同流寇，毫无章法可言。这说明，无论一个事业如何正义，如其失去与文化的联系，就没有生命力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湘军。曾国藩“用诸生讨训山农”，组成湘军，儒生既是这支军队的将领，又是这支军队的精神领袖。他们大多是治学艰苦的耕读之人，且多肄业于湖湘书院，是所谓湖湘学派。此学派重德行名节，不阿世谐俗，“一旦殉国赴义，视死如归。”湘军招募士兵以“战死是荣，巧避为羞”的观念相激相摩，使之“皆知重廉耻，急王事。”这些人正是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社会基础，以之组建的军队必然凝聚成一支巨大的文化力量，从而使湘军在后来的作战中体现了丰富的儒家文化内涵。这支以文化武装起来的队伍，表现出了极大的战斗力。如此，太平军的败北，就是历史之必然。太平天国式的企业，不能不引以为戒。

第五种 朱元璋式企业文化——顺势而变，角色转型，与时俱进，终成帝业

朱元璋幼年家境贫困，给财主放牛帮工，常和小乞丐们混在一起。父母相继亡故后，朱元璋孤苦无依，饭都要不下去了，只好去庙里当和尚，和尚虽然也是求人施舍，但那叫化缘，不是要饭——以前是我向你要钱，现在是你在行善积德，文化地位完全不同这是朱元璋最初的“文化设计”和“生涯设计”。后来，红巾军起义爆发，朱元璋觉得干这事投资风险比较高，犹豫再三，终经不住同乡撺掇，加入了义军，由于能力强，善于审时度势，不断抓住机会，又取了统帅郭子兴的义女作媳妇，所以提升很快。当自己有了一支队伍后，每至一处，遍访当地名士，积极采纳各方意见，不断实现文化转型。特别是坚定地执行了儒士朱升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建议，终于成就了明朝二百余年的基业。可谓“顺势而变，终成霸业”。

总结朱元璋经验有三，第一，起点低不怕，但要善于不断找到改变自身处境的捷径，其前提是有领袖级独到的眼光；第二，知识少不要紧，但要肯于和善于利用外脑，驾他人之力，其前提是有自知之明；第三，也是朱元璋之所以成为“明太祖”最根本原因，他能不断完成自身的角色转换，能够不断否定自我，战胜自我，超越自我，不断提高层次，实现文化转型。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至少要有这样的精神。

贰  刘邦赢在哪里？项羽输在哪里？

平凡的人，但志向不能平凡；专项技能弱，但思维能力一定要强；形象成功在前，事业成功在后

古人云：“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”，可见领袖人才之重要，然而，中国自古并不缺乏贤臣良将这样的专业人才，也并不少具有统帅级智慧的最高领导，相比之下，倒是缺少对统帅智慧的深层次研究和总结，以致使后来人常常重蹈覆辙。

毛泽东主席曾有“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的慨叹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略输文采的汉帝唐宗、元祖明皇们，却把中国特有的领导智慧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展现了中国自古就不缺乏的创新、创业的精神与气质。他们革旧立新，改写历史进程的勇气与经验，对于今天那些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这千年一遇之时代，成就一番大业的企业领袖们，极有借鉴价值，是一门必修的案例教学课。

当年汉高祖刘邦创业成功之后，对大臣们分析其成功原因的概括，很不以为然，为之更正道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”。进而又总结说：“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”。

很多人曾引用这段话来说明刘邦善于用人，甚至得出最高领导不须有多大本事，只要会用人就行的结论，殊不知，这个结论犯了“只知其二，不知其三”的毛病。只有挖掘故事背后的潜道理，以千百年眼“望闻”，从细微着手“问切”，号出历史的真脉，才会得到对参与今日社会实践，极有裨益的感悟。

刘邦排行老三，在家中没什么地位，不招人待见，又出身市井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却实在是一个深谙“三位一体”之大成智慧的杰出领袖级人物。

首先，刘邦上述一番表白，将自己成功的原因总结为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——方略策划、组织协调和攻城掠地，正好相当于今天企业的三大环节——总体规划、内部管理、外部市场。

其次，刘邦对上述三个“环节”有十分明确的三大判断，标准定得很清楚——方略策划要做到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”；组织协调要能“镇国家，抚百姓”，刚柔并济，措施得当保证“给馈饷”，内部管理井然有序，上下游供应链运行良好“不绝粮道”；攻城掠地者，组织百万人马，领导超大型的企业集团，仍然能机智灵活，“战必胜，攻必取”。

第三，刘邦善于抓住事物本质，掌握了“四两千斤，举重若轻”之道——把“武装夺取天下”这一风险极高，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，化万繁为三简，进而和三为一，韬光养晦，处劣势而终能以小博大，柔弱胜刚强。

总之，刘邦不愧为以“黄老之学”实践于帝王功业，并取得大成就的第一人，由于其符合历史的大势所趋，在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导下，开天辟地，首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统一格局的长治久安。总结“刘邦经验”，对于今天的企业领袖们至少有三点值得借鉴，其一，平凡的人，但志向不能平凡；其二，专项技能弱，但思维能力一定要强；其三，形象成功在前，事业成功在后。与其对手项羽做比较，可知掌握上述三点的刘邦，其领导才能自有高明处。

对比之一，凡夫俗子，志向高远——刘邦游手好闲，爱看热闹，秦始皇车队威风凛凛行过，一旁的刘邦赞叹道：“大丈夫当如是”，即表达了理想，又不致惹祸。同样是看到秦始皇，项羽却说“彼可取而代之”，吓得一旁的叔父赶紧捂上他的嘴。

对比之二，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”——刘邦常年在街上混，善于交朋友，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所以，起事后积极搭建招贤纳士的平台，知人善任，把团队的人才结构搞得很好。应了老子关于明智的八字箴言——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”，保证他在许多关键时刻，都能做出最“明”和“智”地决策。

项羽贵族出身，从小又勇武过人，是个英雄坯子。当年向叔父学艺，学拳脚，不过瘾；学剑法，又觉着不是“敌万人”的本领，后来，颇兴趣盎然地学了一阵兵法，又坐不住，想必没有习得兵法的思想精髓。可见作为领导者，若单指望靠自己的勇力和卓绝技艺，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终不是办法。

这倒也应了老子一句话“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”，项羽不知人，更不自知，不能战胜自身弱点，虽然力扫千军，成为一方霸主，终不过是替“汉”家王朝，自带干粮打了几年工，最后甭管是江山还是美人，哪个都没爱成，连命都给赔进去。

对比之三，看上去成功，能带来真正的成功——刘邦虽然出身不好，形象基础差，但恰恰最懂得成大事业的人应该怎样表现。

首先，他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天道，也就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，做到“师出有名，名正言顺”，让竞争对手在战略形象上处于劣势。

其次，要成为民心所向和文化主流的代言人。在讨项羽时，发布其十条罪状，言简意赅，广为传播，用笔杆子使自己处不败之地，枪杆未动，敌人已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刘邦的队伍善于攻心战，以文化为武器，搞四面楚歌，大煽思乡之情，瓦解了骁勇善战的楚军，项羽被搞得浑身是力使不出，憋在帐里，怨天尤人，把英雄末路的戏，演成了千古绝唱。只落得霸王别姬，自刎乌江，到死也没明白何以至败。

再次，创造良好的个人品牌。刘邦入关中后，约法三章，其实就三句口号：废除秦法、杀人偿命、伤人受罚。简单明了，易于传播推广，以深得民心的“理念识别”打响了知名度，时至今日仍不绝于耳，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了美誉度和忠诚度极高的品牌认同，弄得百姓兴高采烈的归附，“唯恐沛公不做秦王”。

说到底，“刘邦经验”不过是对老子理论的一种实践，刘邦理解老子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的大道理，深谙其“道生之，德蓄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”的操作路径。以道德自立，立于不败之地；以形象胜人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